“夫令名,德之輿也”,春秋戰國時期“名”思想的出現

文/小金文史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段大分裂時期,諸侯之間相互角逐,百家爭鳴的現象開始出現,出現多種思想,而其中的“名”思想便是值得探討的話題之一,春秋戰國時期的“名”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局勢以及政客們等多方面產生不可磨滅的導向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官府壟斷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階層”大量涌現,諸子百家蜂擁而出,“名”思想應運而生

“名”這一詞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著廣泛的語境,與之相結合的詞語也有著極為深刻的含義。而在政治領域中,“名”這一字顯得尤為重要,它甚至能夠影響政治地位,社會威望以及一個諸侯王的政治生涯。

諸子百家中“名思想”與政治實踐中的“名思想”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的“名思想”研究范疇,而具有政治傾向的“名思想”依然是其中的主流。除了前人的道路提供的歷史借鑒,更重要的是有新的治國只要供自己學習。

所以標新立異的治國思想在那個時期很受諸侯王的歡迎,有的士大夫只要能提出新的治國只要并被諸侯王賞識,很快就可以入朝為相。政治上變相地鼓勵,讓那個時期新潮的思想層出不窮,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伴隨著西方思想的涌入,西方古典哲學,邏輯學等思想方法被借鑒到中國“名思想”的研究方法之中。中國近代史上“名思想”的研究強調邏輯性,近代的“名思想”研究以“名學邏輯化”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國內學者視“名學”為中國本土的邏輯學。

但是隨著對“名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學者們也逐步擴大自己對“名思想”的研究視野。對于名學邏輯化展開批判思考,重新調整了自己對“名思想”的研究方向。

當時諸侯割據,政治上不統一,官府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屬于知識分子的“士”階層大量涌現。這一時期,屬于社會的大變革時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戰亂頻繁。任何一個諸侯國都像在諸侯爭霸賽上爭得一席之地,每個諸侯國都在積極探索強國之路。

齊恒公的“鑲王攘夷”讓齊國強大,各個諸侯國也紛紛學習齊國的強大之路,那個時期,每個諸侯國都在積極尋找自己的強大之路。因此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諸侯王們需要一套適合自己的治國綱領,使自己強大起來。

春秋戰國時期“名”思想具有令名、惡名、功名三種表現形式,形成一種特色的思想文化,順應了戰國時期的局勢,滿足人們思想上的需求

春秋戰國時期,優秀的政治家都會將良好的品德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在他們的政治生涯里面都會特別注重自己的美名。春秋時期,晉國作為春秋霸主,各諸侯國都會按照份例每年都會向晉國呈現供品。“令名”,令名即是“美名”,是道德的傾向,也是當時人們對于美德的追求。

其中鄭國國力小,不堪重負。鄭國的執政者向晉國的執政者進言,“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則國之基業也”。意思就是說治國不應該用金錢的多少而衡量,而是以德治國,美德才是治國的根本。晉國執政者看到鄭國執政者對“德”與“治國”之間的厲害關系的時候,減少了各國的貢品的份例。

這則小故事說明了當時政客對于美名的追求而改變自己的執政思路,影響到自己的執政策略。這就能夠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名思想”對于政治生活的實際影響。

昭公三十二年,周王因為王朝動蕩而遷都,當時想請霸主晉國幫忙,組織各國諸侯重建周朝,當時周王就是打著協助王朝的旗子以獲取“令名”的方式來打動晉國國主來襄助的。周王說,“襄王攘夷”除了能夠讓晉國的地位更強大之外還可以宣揚晉國國主的美名。

“襄王攘夷”是當時獲取令名的金科玉律,由此可見在當時要成為霸主,除了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這一硬實力之外,還需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擁有“令名”,才能得到至高的聲譽,名望,才能增強其他諸侯王對自己的信服力和向心力,這也是“名思想”在政治領域中發揮著無形的力量。

“惡名”,與“令名”相對的就是惡名。“惡名”從字面意思上就是指不好的名聲。“惡名”的獲得是指當時人們違背了當時的道德準則,其中以“弒君”,“殺父”最為人們所不得接受。對于惡名的規避也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禮崩樂壞的無奈和救贖。

在當時一旦有人得了“惡名”就會受到千夫所指,巨大的社會輿論和內心的譴責。這些壓力的產生也會讓人們在行為上有所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影響到人們的實際行動。

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去世,子常想扶立子西為太子,子西是庶子,子常認為太子太過于年幼,不能擔負重任,而子西是個可造之才。但是子西對于王位這個巨大的誘惑,確心生忐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當中,篡位是違背當時的社會道德秩序的,廢嫡立庶是不合禮法的,是要受到當時的道德譴責。

在這樣的“惡名”面前,子西還是望而卻步了。雖然春秋戰國時期篡位的事情時有發生,但是還是會有些人像子西一般,面對巨大的社會輿論還是阻止了一些人的步伐。

除了“令名”,“惡名”這些名譽上的“名思想”之外,春秋戰國時期,政客們追求的更多的還是“功名”。“功名”顧名思義就是對于功和名氣的追求。以功利,利益為導向。

對于“令名”,“惡名”的規避這些無形的“名”的追求,春秋時期的政客還是更加看重實際的功名利祿的追求,相較于這些虛名,他們更加看重實際的名聲名望。“功名”就像一盞明燈,一步一步地指引著政客的前進方向。無論是政治家的政治舉措,還是思想家們的競相奔走,到處游說,絕大多數也是為了獲取自己的“功名”。

有的時候,“功名”和“令名”是相結合的,有的時候“功名”和“惡名”相結合。像“襄王攘夷”故事中的晉國執政者,不但強大了晉國,提高了晉國的社會威望,還能宣傳晉王的美名。在大多世俗的眼光中,這是一舉兩得的美事。

但是更多的時候“功名”是和“惡名”相結合的。有的政客要是想達到自己的目的,獲取自己的功名利祿,傳統的道德約束反而成了獲取“功名”道路的阻礙。有的政客為了獲取“功名”不惜背上“惡名”。對于“名”的取舍也左右著政客的政治舉措,從而影響到整個春秋戰國的政治生態。

春秋戰國時期的“名”思想不僅維護了當時的秩序,滿足了人們思想上的需求,對當時政客們的選擇起到了導向作用,進而影響整體局勢的發展,而且對后世思想文化起到了借鑒作用

春秋時期的思想也不全是對政治的思考,也有一些士大夫更愿意思考天地,思考人生,思考人的價值和意義。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無論是政治思想還是天地人生的思考,完全沒有拘束。因此也是“名思想”考察最重要的歷史時期。

對“名”的追求,維護和對“名”的取舍都影響著一個政客的每一次選擇,對社會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春秋時期的部分名思想脫胎于政治,是為政治服務的,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的“名思想”除了邏輯性之外,還帶有濃厚的政治傾向。

除了“名思想”對政客的影響,改變他們的執政策略之外,當時霸主、政客們對于“令名”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的平凡百姓,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對“令名”的追求在客觀程度也維護了當時社會的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

對于“惡名”的規避體現了春秋時期一些政客對于自己名譽的愛惜,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當時的社會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變革時期無序的社會秩序。

其實不止是春秋戰國時期,“名思想”的影響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中國人一直講究保有身后名,也是國人對于“令名”的追求。春秋戰國時期的“名思想”不僅維護了當時的秩序,對當時政客們的選擇起到了導向作用,進而影響整體局勢的發展,而且對后世的思想文化起到了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史記》

《論語》

《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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