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書法(七)濃墨宰相

乾隆四十七年,對于六十四歲的劉墉來說,是春風得意的一年。這一年,剛剛才過了正月,雖然還是天寒地凍的季節,但劉墉卻在飛揚的雪花中早早地嗅到了春天的氣息。這時候的劉墉雖然還在任湖南巡撫,但他已經接到了御旨,他被任命為左都御史,也就是大清朝的監察院長官。他終于可以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了。

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業法:“劉墉除了他的政治身份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這一點,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對劉墉來說,這個身份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能夠讓他在中國歷史上占據了一個重要地位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是清代帖學的集大成者,后人稱他為“濃墨宰相”。”

從乾隆十七年劉墉考中進士到擔任湖南巡撫,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擔任過一年內閣學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職,從學政、知府進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員。從山西、陜西再到江蘇、湖南,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劉墉也已經是一位須發皆白的老人了。但他又怎么能甘心長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是做一個方面大員呢?劉墉的這種不甘心是頗有些依據的,除了對權力的欲望外,還因為他有一個赫赫有名的父親,他的父親就是他仕途生涯里的坐標。

劉墉的父親劉統勛剛正不阿,為官清廉,備受乾隆皇帝信賴,以至于乾隆贊嘆道:劉統勛不愧為真宰相。在劉統勛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他既是內閣首輔同時又兼任軍機處的首席大臣,作為臣子,這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最高點了。乾隆三十八年,已經忙碌了一天的劉統勛奉旨入宮議事,他冒著寒冷的夜風走進轎子。當他乘坐的轎子抵達東華門前時,轎夫打開轎簾,卻發現劉統勛已昏迷不醒。盡管乾隆立即派御醫趕來搶救,但這位操勞了近半個世紀的老臣卻始終再沒有蘇醒過來。誰也不會料到劉統勛竟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奉旨入宮。對于這位股肱之臣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親臨其喪。乾隆對劉統勛一生的評價是:神敏剛正,終生不失其正。并把對臣子的最高謚號“文正”賜給了劉統勛。

北京東城禮士胡同129號,這座四合院就是清乾隆時宰相劉統勛的府邸。劉墉自乾隆十六年入仕以后,就住在父親府邸里面。多年以后,再一次回到這里,觸景生情的劉墉,心中自然是百感交集。

1782年對劉墉來說果然是一個好年份,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劉墉在升任吏部尚書后又被奉派在上書房,也就是皇子們讀書之處的最高行政官員,以后劉墉長期兼任此職,這成為他一生中兼職時間最長的一個職務。11月的京城,天氣已經傳來絲絲涼意,然而劉墉的心頭,卻涌動著融融的暖意。他知道,入主上書房責任重大,因為這個職務最有利于和皇子們建立起特殊的師生關系,所以擔任這一職務意味著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寵信和抬愛。當然劉墉也知道,今天自己能夠和皇上寵信的滿洲貴族大學士三寶、嵇璜共同掌管上書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還是他那一筆出神入化的好字。

劉墉的書法在當時就擁有很大的名氣。清代學者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諸城劉文清書法,論者譬之黃鐘、大呂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成自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賢之大成也。”

劉墉書法的風格和明代以來帖學傳統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學帖者習慣的流暢婉麗或縱肆跳宕,而是以豐腴渾厚的點畫、率意松散的結字和濃重的墨色,成功地營造出一種雍容、靜謐甚至還帶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

這里是紹興蘭亭,1600多年前,被后世書家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就在這里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偉大之作《蘭亭序》。千百年來,蘭亭成為了無數書家心目中的圣地。這塊碑被稱為“蘭亭御碑”,無論是它的高度還是它的重量,都堪稱中國古碑之冠。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手書的《蘭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游蘭亭時寫的七律《蘭亭即事》,因此,后人把這塊碑稱為“祖孫碑”。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歷史中最有作為的兩代帝王,在中國書法的圣地,同時用翰墨在同一塊石碑上表達了對漢文化的崇敬和親近。

盡管劉墉博覽群集,書名遠播,又是名臣劉統勛的兒子,但他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卻是一個遲到者,直到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劉墉才考中進士,那一年,他已經三十二歲了。關于劉墉在乾隆十六年的這次順利入仕,民間一直流傳著種種說法。

根據記載,乾隆十六年科考的狀元并不是劉墉。既然劉墉的考卷被眾人推為第一,那乾隆皇帝為什么沒有讓劉墉成為狀元呢?據王培荀的《鄉園憶舊路》中記載:“劉墉殿試卷以前十本進呈,已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之士,遂有意拔吳云巖鴻居榜首。”

另有傳聞說,因劉墉駝背,其貌不揚,遭遇乾隆鄙視。乾隆為了取笑戲弄劉墉,讓他以自身為題當場賦詩一首。劉墉忍辱負重,當即吟出:“背駝負乾坤,腹內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涂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圣賢人。”

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歷史上的劉墉是否有駝背的殘疾,史書上并無記載。問題是,民間傳說中的劉羅鍋是個機敏絕倫、敢于諷刺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那么現實中的那個劉墉,在歷經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終于回到了皇帝身邊以后,他的作為是否和民間傳說中的一致呢?

據《棲霞閣野乘》卷下《劉文清軼事》條中對劉墉的記載:“劉墉任外吏時,清勤剛正,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黃霸入相,聲名頓減。時和紳方炙手可熱,劉墉惟以滑稽悅容其間。”也就是說,劉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聲聞天下,而進入宮廷之后,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變得圓滑事故起來。

1782年,劉墉回到京城時已經六十四歲了。此時,比他小三十歲的和紳因為機敏年輕而備受皇帝的賞識,在政壇上迅速崛起。那么劉墉與和紳的關系是不是就像民間傳說中的那么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呢?

我們仔細查閱了清朝的相關資料,在與和紳同殿稱臣的二十多年里,劉墉并未利用左督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權,以及擔任吏部尚書主持京察大計的有利條件對和紳及其朋黨進行有效地監督和彈劾。在這一方面,劉墉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勛那樣有棱有角。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是憑空杜撰出來的一個充滿智慧、敢于伸

張正義的化身,劉羅鍋已經同他的原型劉墉分道揚鑣了。虛構的形象活躍在舞臺上,而真實的歷史人物留給后人的則是充滿矛盾與苦澀的回味。

當時劉墉的這種處世方式在官場并非個別,由于封建統治集團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的極端強化,統治者并不希望他的臣屬追求好的名聲,因為在他看來,臣屬獲取好名的努力既有礙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維護統治集團權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愿望自古就是一種傳統,要想改變這種傳統,豈是一朝一夕。乾隆帝十分清楚這個道理。他解釋說:“朕以為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隆帝“本朝無名臣”之說,固然說明了乾隆皇帝獨裁天下的帝王心態,但皇帝的這種說法也從理論上斷絕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劉墉,在這種政治環境中,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求名之心。這也許是劉墉個性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夠長期受到乾隆寵愛的奧妙。

乾隆二十年,遠在西北邊陲的劉統勛因一紙疏奏而遭災禍,劉墉及其家人均被株連,家產也被查抄一空。入獄后,面對著徒有四壁的牢房,不知劉墉都在想些什么。一個多月以后,獲釋出獄的劉墉即在自己的日記中提醒自己:今后為官為事要切記“敏于行,納于言”的圣訓,三思而后行。那一年,劉墉三十六歲。也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劉墉的為官之道發生變化了。

劉墉的一生除了為數不多的詩詞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學作品,這可能就與他慎守“納于言”有很大關系。

劉墉的這種性格,在他的書法中也有所流露。《清稗類抄》的作者徐珂就評價他的字是“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連寫字都不露棱角的劉墉,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他的書法乍一看笨拙軟弱,全無法度。但若細細品味,則點畫轉折全由古人法度而來,而且舉重若輕,轉化巧妙而不留痕跡。豐富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緩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簡練的外表下隱藏著深不可測的豐富內涵。

古人評價劉墉的書法,五十歲時“書精湛圓,美中有璞”,七十歲以后造詣達到了高峰。相傳劉墉的家鄉山東諸城名儒臧啟謨,“書體瘦金,蒼勁有力”。他對劉墉的書法歷來不以為然,臧啟謨認為劉墉的書法“肥而無神,柔而無力”。劉墉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兩人爭執不下,于是便各選自己的得意之書,呈送乾隆皇帝品評。乾隆皇帝歷來就很贊賞劉墉的字,當他看到臧啟謨的書作之后,不禁啞然失笑。他用帶有嘲諷的口吻說臧啟謨的書法是“豎如枯枝,橫似干蛇,渾然一體,枯枝掛干蛇”。這個故事一時間傳 為笑柄。氣得臧啟謨從此便再也不寫字了。

明末清初,一種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的官場書體大行其道,這種書體被稱為“館閣體”。

劉墉雖然學富五車,不過小金榜顯示,他并沒有進入第一甲。 香港國際書畫院顧問李義興:“其實館閣體就是一種實用的書體,館閣體在書寫的時候,要求是必須既傳統又嚴格,完全掩蓋了書寫者本人的風格和特點。那么我們來看,書法藝術最講究書法家本人的他的個性精神的流露,但是館閣體呢無疑是和這一點是背道而馳的。但是由于帝王的喜歡,而且由于帝王朝廷當時出于對思想禁錮的要求,館閣體這個風浪就愈刮愈烈,以至于到了后來,學子們如果寫不出一手漂亮的館閣體在科舉考試中成績都會受到影響。”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劉墉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和膽魄,首先突破了“館閣體”的束縛,創作出了新的書法面貌。”

到劉墉七十歲以后,又開始潛心于碑派書法的學習。碑派書法,是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的碑版石刻的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刻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

這時候的劉墉,已經被譽為帖派書法的集大成者,他為什么又會改變方向,重新去學習北朝碑版中的書法呢?

也許,他是想超越自己,也許他已經感到了帖學的局限,也許是學習碑派書法的風氣已經開始在整個社會蔓延,他預感到了碑派書法以其強勁的生命力將會代替帖派書法,他不甘心被時代所拋棄?無論怎么說,劉墉此時已經是年邁力衰,這對于他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遺憾,他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把自己推上又一個高峰了。

晚年的劉墉崇尚佛老,對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灑脫之心性浸透字里行間。因此朝野內外渴求劉墉墨跡之人多如牛毛。可是劉墉卻極少以字酬人,甚至當朝同僚也很難得到劉墉的真跡。

劉墉幾乎一生都在暗流洶涌的官場左右逢源,謹慎務實,歷史真實的他既不像電視劇所描寫的那個剛直不阿、畢生和貪官污吏水火不容的劉羅鍋,也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勛錚錚鐵骨,豁出身家性命也要為黎民百姓構建起“天下糧倉”。作為一個官僚,劉墉既無大功,也無大過,他以圓滑事故的處世哲學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榮華富貴。但是作為一個氣貫古今的大書法家,劉墉卻實實在在地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嘉慶九年,也就是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以86歲高齡在京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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